◎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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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电影手册》等多家电影权威机构陆续发布“年度十佳电影”。虽然选取视角不同，但总有几部影片是重合的，其中美国资深电影导演保罗·施拉德的新片《算牌人》登上了好几个榜单。有趣的是，保罗·施拉德本人也公布了自己的“年度十佳电影”，而《算牌人》赫然位列榜首——这是不是老导演的“任性”或者“敝帚自珍”呢？
在几种“十佳”中，《算牌人》的讨论度可以说是相对较低的，虽然这部电影不乏当红影星的加持——主演是在《沙丘》中扮演公爵，因为好身材吸粉无数的奥斯卡·伊萨克，男二号是当红小生，“95后”的泰尔·谢里丹，男三号则是各国影迷都非常熟悉的资深演技派演员威廉·达福，阵容不可谓不强；但是，当下的观众似乎对施拉德想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多少回应。
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将这部影片看作惊悚类型片，那必然会在观感方面感到失望，因为惊悚类型片的首要吸引力原则上是情节必须不断“反转”，而这部电影虽然也有“反转”，但并不是按照这个套路出牌的，或者说，类型片的观众跟不上导演的思路。另一种呢？接近于“嗯，我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很有水准的，但我现在太忙，不想去想那么多，存在盘里等有功夫再看吧”。或许，施拉德这么做就是为了提醒观众注意他要表达的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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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主将，施拉德今天面对的是新一代的观众——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和“奈飞”的观众。但是跟他的老战友、去年对“奈飞”开火的马丁·斯科塞斯相比，他的态度要平和得多，他知道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并多次称自己的“存在主义电影”已经过时了，但他真的甘心吗？
又或者，观众应该嫌弃他的“精英主义立场”？他的电影显然是有门槛的，他集编剧、导演、学者、影评家于一身，他的电影文学甚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这来自他严谨的、英语古典文学教育，是今天的导演无法想象的。他属于电影“黄金时代”影响下的导演，他的个人电影史前三名分别是伯格曼的《假面》、小津的《东京物语》，以及布列松的《扒手》。
就从《扒手》说起吧。可以说，施拉德所有作品都是从这部电影和《乡村牧师的日记》来的，他的电影总是由一个独居男人的自言自语开始，到主人公被一个符号化的理想女性的救赎结束，最后一个镜头完全参照《扒手》的结尾：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的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仿佛圣母般的注视下得到了拯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电影都是雷同的，就好比《出租汽车司机》和《美国舞男》不可能是同一部影片一样。但我们可以说，它们通过不同的故事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我们都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解释，如果我们明白《扒手》就是改编自《罪与罚》，布列松大部分电影的故事或主题也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理解施拉德的“存在主义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今天是否会真的“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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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作品里，施拉德没怎么过多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对老陀作品无疑是很熟悉的。在《算牌人》当中，与陀氏作品的对应频率可以说超过了他以往任何一部电影。对近似于赌场、赌博的描述让人想起《赌徒》，主人公威廉炼狱般的虐囚/监狱生活对应着《死屋手记》，一如既往的小房间又让人想起《地下室手记》，“精神上的父亲”和少年的复仇又有《少年》和《罪与罚》的影子。
《算牌人》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化名威廉的“算牌人”年轻时曾经因为热血激情被特种兵招募，上校以爱国之名训练他们极端的审讯手段，并应用在虐囚丑闻中。残忍虐囚导致的人性丧失和扭曲给他们这批年轻军人带来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丑闻爆出的时候他们又被当作替罪羊送上法庭，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主人公经历了第一次可怕的“罪与罚”，也在孤独密闭的环境下学会了玩德州扑克，尤其是表现出了“算牌”方面的天赋。而他出狱后得以靠精准的、不断的算牌证明自己的存在——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因为他从未被那种贪欲的诱惑所俘虏，所以说他需要的是这种掌控感。
然而有一天，他在这里见到了摇身一变成为上流精英的上校——这个坏人逃脱了罪责，因为他只是借这些年轻人之手实施了恶行，法律无法惩罚他。这又是一个标准的陀氏情节，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他还平步青云，财运亨通。同时，他遇到了前来寻父仇、欲和他结盟的男孩。原来男孩的父亲当年也曾被“上校”迷惑，长期的内疚和折磨导致了他的自杀以及家庭的破裂。
“算牌人”在男孩的身上看到了复仇的愤怒，觉察到他的种种不成熟，也看到了在他的愤怒中包含着对自己失败的掩饰。“算牌人”就此开始了一个救赎，那就是让这个大学生免于因为怨恨而重蹈覆辙。为此，他接受了金牌经纪人琳达的邀约，要夺取扑克大赛的奖金，用来让这个孩子复学，和产生隔阂的母亲重归于好，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在这期间他还与琳达产生了爱情。
但是就在他以为男孩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发现男孩竟然铤而走险去刺杀“上校”，并毫无意义地死在对方的枪下。这个悲剧性的事件动摇了“算牌人”认为自己可以借算牌而平复创伤记忆的观点。他决定亲自动手来终结这一切。他潜入“上校”的住处，迫使他通过公平的“酷刑对赌”进行最后的了结，并赢得了这场对赌，也为此付出了第二次“罪与罚”的代价。一如既往地，影片在女主人公的探监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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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故事的深度又在哪里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导演的名字说起。
施拉德这个姓氏是欧洲的一个古老的德语姓，他们是加尔文派清教徒。美国的欧洲加尔文派清教徒移民大都属于上流社会。美国具有清教徒国家的一面，施拉德在18岁之前都是被禁止看电影的。他的名字“保罗”来自《圣经》中的圣徒保罗，如果读者不熟悉其人其事的话，至少熟悉保罗的一句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施拉德对保罗始终怀有特别的情感，因为在他看来，只能通过保罗认识基督，因为福音书里留下的痕迹表明保罗参与了整个福音书的编写过程，而且施拉德认为保罗的殉道比基督更令人着迷。可以说这个名字决定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保护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福音书的独特发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视为整个欧洲存在主义思想的起点，施拉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纳、吸收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存在主义”是有多重面相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总体来说，它指的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悲剧性和悖论性的承认，因为哪怕明知道前面有火坑，人还是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人的天性就是叛逆的，他未必会觉得未来的水晶宫大厦就是美好的，他的本性可能更愿意去拆毁它。但与卡夫卡、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不同，老陀确认了人的永生——假如将生命只局限在物质性的存在，即生老病死中，人按照他的天性只会导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悲惨结局。但是，在人的生命道路上出现了信仰，其中包含着人的美好，人必须认出这种美好，才能走向永生。
这条道路是自由的，不是强制的，因为自由与强制是不兼容的，哪怕是美好的强制也不行。在这条道路上，人必然会因为他张扬自由意志而承受苦难，但是苦难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人们迟早会发现，真的自由就是不去作恶的自由。就像布列松强调的，他的电影中的苦难并非意味着神的不在场，而是相反。同样的，施拉德对加尔文教派的反叛也只能这样去理解施拉德电影中的那些看似雷同的结尾方式。
《算牌人》是拍给今天的观众的，它有着“计算”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玩德州扑克就是需要精通高等数学的头脑，冷静的头脑，“算牌人”正是想借助这种数学推算来掌控自己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今天建立在精确计算、大数据算法基础上的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排除了人可能的叛逆，甚至可以叛逆的因素。这种“二二得四”的数学的逻辑只会导向一个极端功利主义的、排他的社会，只会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鱼得水的社会。
影片中的“上校”就是这种算计的代表，他的逻辑就像数学一样冰冷无情，他时刻通过算计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踩着无数大兵的青春和鲜血获取政治资本，又通过资本的加持摇身一变成为科技新贵。在这种新贵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冷酷。取消了对他人同情的恶是最大的恶，“算牌人”终将与这种恶进行决斗，而且这种决斗要在一种公平正义下展开。
施拉德并未给我们展示这个较量的过程，但是他无疑告诉了我们这个较量的最终结果，并告诉我们将要付出的惨重的代价。但它最后通向的是一条新生的路。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一个大众电影中常见的复仇故事，而这才是导演要传递的信息。
它对今天的观众是否有“意义”呢？只能由观众自己判断了。
